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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孙中山:事迹与思想

时间:2012-02-08 09:59:17编辑:中国红故事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世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物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孙中山名字之由来

二十世纪是一个沧海桑田的时代,在中国更是百年锐于千载。作为本世纪三个伟人之一的孙中山,站在时代的起跑线上,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和“愈挫愈奋”的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挣脱封建的羁縻,跑出了向现代社会进发的第一棒。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幼名帝象,号日新,字明德,后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孙中山”之名既由此而来。

孙中山出生贫寒,六岁时便开始参加劳动。12岁时,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在英美教会学校接受了五年教育,初步了解了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部分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回国后,1886年在香港学医,1892年毕业。在香港读书期间,比较系统地涉猎了西方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知识,当然还有医学等现代的学科,尤其喜爱读《法国大革命史》和《物种起源》这类书。课余时间,孙中山进修中文,独好“三代二汉之文”。孙中山和当时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他最先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而非中国的经学,走了一条由西学至中学的路。这一点,对孙中山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有极大的影响。

二、政治生涯三阶段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94年成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到1911年清政府倒台,为打倒满清封建王朝时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为保卫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奋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孙中山组织了倒袁的“二次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反北洋北京政权的“护法战争”。为了更好地团结力量,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任总理。1919年10月,“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率兵北伐。

1922年6月到1925年3月,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期。

1922年,孙中山开始与苏俄接触,1923年1月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表示互相支持,中国可以依赖苏俄援助,苏俄则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苏俄放弃帝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联俄政策已定。

1923年1月至1924年,孙中山再度改组国民党,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其中的《一大宣言》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会议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1月,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同情革命的冯玉祥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为扩大革命的影响,决定北上,提出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形式解决国事问题,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扫除外国在华势力的口号。孙中山途径香港、上海、日本、天津,只要可能孙中山就竭力宣传其主张。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国民会议运动”。途中孙中山肝病发作,抱病北上,1925年3月1 2日在北京逝世。

三、“振兴中华”的理论思考: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所作的理论思考。1903年,孙中山在为东京军事训练班所写的训词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把孙中山的思想归纳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在实践的磨砺过程中,三民主义的内容有补充更改,但是,它的基本框架变化不大。三民主义理论比较彻底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当时社会最先进的、最有战斗力的思想。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这样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此目的,孙中同牢牢把握着时代主题。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朝封建的异族统治,使民族矛盾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但是,凭着对世界的了解,孙中山清楚他所面临的任务远远超出民族主义的范畴:政治制度的重建,经济体系的创立,以及国民素质的培养,同样是刻不容缓的,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才能使中国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事迹和思想之一:民族自决辛亥革命中寻求英国援助落空

孙中山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来自于外来侵略。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大声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所以,“物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华”。但他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庸奴误国”。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期间,武装反清与寻求各国政府的支持是同时并进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漂泊海外十六年的孙中山闻知国内的情况后,以为目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外交上得到各国的支持尤为重要。他估计美国、法国会同情中国革命;德、俄两国则持反对态度;日本人民支持而政府反对;英国人民赞同而政府态度犹豫。因此,他决定前往英国游说该政府,以为如果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日本就不能危害中国了。于是,他先后去了纽约和伦敦,与英美金融界、外交部接触,中心意图是:一、经济上断绝对清的援助;二、与各国商洽借款;三、希望给予日本压力,使之不再援助清庭。但是各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于是,孙中山只有两手空空地回到祖国。

尽管孙中山一生不断地寻求西方的支持,但是,他几乎从没有得到过英、美、日等国官方的正式资助。相反,他的政治对手,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却能从外国人的钱袋里掏出钱来。


反帝思想的形成

事实让孙中山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帝国主义的强大,是建筑在对殖民地掠夺的基础上的。1917年由他授意,朱执信执笔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对此曾作深刻的阐述。他以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殖民政策“无异蜂之取蜜,所志者在吸其精华,以益本国”。第二阶段,则是力图让母国与殖民地经济一体化,殖民地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以殖民地为牺牲品,作为交换利益的诱耳。

其次,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就严格意义而言,中国只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满清出卖的主权,始终没有被收回。如今租界的存在、海关权的丧失、治外法权的操诸他人,无不说明此问题。他希望“恢复我国家以前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其三,他领悟到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帝国主义左右军阀是目前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1921年,他致信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指出:“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

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领袖,孙中山出于爱国主义的本能,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高喊“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既是顺理成章的,又是历经痛苦的。他的觉悟,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自决”首先在于“民族自觉”

孙中山“民族自决”的内容主要在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崛起。以此来解释孙中山在辛亥后宣布民族、民权主义均已实现,更为合乎逻辑,也更能说明问题。因此,他的“民族自决”更加强调“民族的自觉”。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它是由“血统”和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风俗习惯五大要素构成。因此,共同的文化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就历史上民族形成,可分为三类:一、以血统宗教为范围者;二、以语言、历史、习尚、文字为归者;三、以意志为归者。其中,尤以第三者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为一家,出于爱自由、尚自治的共同愿望,为直接民权的实现而合为一体。这种形成的民族是最为优秀的,但是,中国虽然存在着诺大一个民族,却没有民族主义,即缺乏“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他希望中华民族也如其他优秀民族一样,拥有一种共同的、独立的、向上的精神,作为民族的凝合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此,他看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力图塑造新型的民族精神和氛围。孙中山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在“民族强盛”的概念中,国民素质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内容,思想境界的高下和观念意识的同一,反应了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向心力的强弱。

进而孙中山指出,失去民族独立的中国,更应该牢牢地抓住民族主义不放。他比喻说:民族主义好比挑夫抬东西的竹杠,某天,挑夫买了一张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后来,他发现自己中奖了,自以为可以不必再挑担了,兴高彩烈之余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后猛醒,自觉扔掉的不仅仅是彩票,同时抛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孙中山以为民族主义好比是竹杠,是我们的根本,千万不能扔。

“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民族虚无主义在青年人中颇有市场,在思想界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孙中山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针对世界主义者攻击民族主义者“过于狭隘”、“不是宽大的”说法,孙中山指出世界主义是“变象的帝国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国家,他们用帝国主义的手段征服了其他民族后,为保持其地位,便鼓吹世界主义,要全世界的人民都服从于他们。所以,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是为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不仅如此,只有在强权打破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时,才可以提倡世界主义,不然,只会被侵略主义者利用。

和以前不同的是,孙中山不再耿耿于西方的民族精神,转而倾心于东方的文明。他以为东方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方的精神文明,却比西方高得多。西方文化他称为“霸道”文化,具体表现为重物质、讲功利,尤其喜爱以武力压迫他人;东方文化为“王道”文化,主张顺其自然,崇尚仁义和道德,对外主张和平相处,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东方文化显然比西方文化更合理、更有生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说明西方文化正日趋没落,东方文化的“王道”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

孙中山对东方文化的青睐,不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态,而是要借民族的精神作为凝固剂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在一起。他认为:“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他深切地感到“唤起民众”的重要,同耐,又苦于没有“唤起”之良方,只能另辟蹊径。

孙中山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持肯定态度。他所说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包括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由于时代不同,他认为其中的内容可以有所变化,比如忠,可以将忠君改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但不可完全抛弃。另外,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智能。孙中山将《大学》和《中庸》视为古人留给我们的优秀的政治哲学,它“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是一个十分精微的政治理论,是我国独有的。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人做不到修身、齐家、治国,结果是中国人“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最后,他对中国人民固有的创造发明的能力,很赞赏,要求唤起这种固有的能力。

对日本的希望和失望

在为民族的自由和富强奋斗的过程中,孙中山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

近代的东方与西方,立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是由实力的强弱决定的。孙中山作为弱小民族中的一员,对西方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而对东方各民族,抱着“血浓于水”的热情。孙中山对日本尤其关注。

孙中山投身革命后,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与日本朝野人士均有交往,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真诚帮助。日本的强大,曾经令孙中山信心大增,他以为在日本没有觉醒以前,白种人垄断了一切。近来日本人成为五强之一,说明肤色可以不同,但聪明才智却没有区别。直到晚年,孙中山在北上途中路过神户,于1924年11月发表演说,对日本的发愤图强仍是十分赞赏。他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使亚洲各国和各民族生出一个大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将按照日本人的样子从事于独立斗争。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又极大地刺激了亚洲人,使之自信心大增,推动了亚洲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希望日本成为亚洲人民反对西方侵略的屏障。

与此同时,孙中山逐渐认清了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1919年3月,朝鲜人民举行了反日游行,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当时有一日本人与孙中山谈话,该日本人对孙中山表示,不要把他仅仅视为日本人,而应该视他为亚细亚人。孙中山十分不客气地说:“尔日本人非亚细亚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吾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乎!尔日本人若欲以亚细亚人行世乎,则将满洲权利与山东问题,早行还付中国,而许朝鲜之独立”。指出只有在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后,亚洲人民才能一扫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东洋和平才能确实保证。孙中山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济弱扶倾”的正义立场。

苏俄的感召: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孙中山的国际原则,因为苏俄的出现而得到共鸣。1919年,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建立旨在平等原则下的新的国家关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兴奋,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它开辟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新时代。以后的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指出苏俄为弱小民族间的联合树立了楷模,被压迫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一场。因此,在西方帝国主义孤立苏俄之际,孙中山实行了联俄的政策。

在苏俄精神的感召下,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了《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亦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帝国主义在中国与军阀政客串通一气买卖中国,帮助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压制中国革命共同延长中国的内乱。他以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弱小民族兴旺发达的最大障碍。号召“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