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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蒲文清选择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

时间:2013-11-24 19:44:44编辑:中国红故事

 1965年妹妹当兵走两个弟弟探亲,这是父亲生前与家人最后一次合影
 
    在延安地区驻扎的机关、部队,以及生产单位人数众多,但女同志比较少。像母亲这些正直青春年华、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红军女娃娃们,就成了男同志们,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找对象的主要目标。母亲也不例外。所以,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不少。这些人中间大都是些领导干部,还有什么这长那长的。而母亲,没有选择什么长,也没有选择什么官,却在1939年底,选择了右腿高位截肢的伤残小科长,也就是后来我的父亲何炳文同志,他们在南泥湾结婚成家。母亲为什么冒着各种舆论压力,在男多女少的延安,她放弃了领导、战友给她介绍不少年轻有为、有官位的干部,而选择与残疾的何炳文结婚呢?
 
    父亲1918年8月17日,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裴家埪村,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家庭。奶奶早逝,爷爷何维屏仁慈面善,知书达理,助人为乐。他有好人缘,颇受远近乡里人的称道。
 
    父亲的哥哥叫何玉衡,是我的伯父。他1931年进入杨虎城在西安(现东仓门)办的军校无线电班学习,毕业后在17路军孔师(孔从洲师长)服务,以后曾升任电台台长。他在军校时的好友刘顺明、樊铭枢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伯父的关系,父亲与他们认识结,并接受他们介绍的革命书籍和革命思想。后经他们介绍,父亲于1932年14岁时进17路军汽车修配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人。
 
    说是个汽车修配厂,实际规模很小,只能做些简单的汽车维修和保养。厂里工人虽然不多,但相互关系都很好。父亲的师傅叫张万里,是个技术好人品好的老工人,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他对父亲很亲、很认真、很负责任。父亲不仅从他那里学得一手好的驾驶和修理技术,也学到他为人忠厚老实、正直、肯钻研、肯学习的好品质。后来父亲知道,这个师傅是地下党专门为他找的,所以心中到刘顺明、樊明枢大哥心中充满感激。
 
    父亲进厂一年多后,驾驶和修理技术都长进很大。车有什么毛病,他只需一听便知道。常常在师傅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能独立做活。加之他性格内向,平时说话少,做事勤快,所以很快就被调到汽车队去开大卡车,单独执行往返于西安、秦岭、四川之间的特殊任务。他几十年来始终坚守着这个特殊任务的秘密。 以致“文革”中被当做“特务”内查外调,饱受怀疑,被迫害致死。  
 
    父亲去世八年后“四人帮”被粉碎,我曾去西安找过刘顺明舅舅。他无比惋惜并充满深情地对我说:“好娃呢,你爸爸做的是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给咱延安转运武器和药品。这事情是绝对秘密的。他呀,抵过了国民党盘查,以后也从未对人说起。“文革”中,交通部“军宣队”和“造反派”专案组的调查、逼问,他都没有暴露过。你妈妈可能都不知道。娃呀,看你爸的党性有多强。你爸对革命有多忠诚!他死得太可惜了。”
 
    父亲在汽车队工作不到一年,就奉调到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贞女士身边开车。在这里工作时间不长,颇得夫人信任和教诲。但半年后,就又奉调到杨虎城将军身边开车。
 
    1936年12月12日的兵谏十几日后,父亲在地下党刘顺明、樊铭枢引领下,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成为一名不能公开的革命战士。之后的一天,刘顺明向父亲交代说:“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会谈共同抗日。西安与全国一样,开始出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杨虎城将军决定,送中央红军总部周恩来副主席一部车。将军选定性能比较好的美国造雪芙莱轿车。决定派你单独开车到延安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完成任务后就留在延安。”还告诉父亲说,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与考验。同时交给父亲一封介绍信,并再三嘱咐父亲,信不能暴露,更不能遗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随后,他们秘密把车子细细检查好,备好油,为父亲准备简单行李,就亲自送父亲上路。父亲说,他走的时候,都没能跟伯父和爷爷打个招呼。
 
    父亲执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可沿途国民党盘查警戒十分严密。但父亲谨慎机智地闯过由西安,经铜川、黄陵、洛川、三原等国民党盘查极其严格的各个关卡和几百里崎岖山道,到达延安,顺利完成任务。
 
    1937年春节后,父亲被安排在延安红军总部交际处任司机助理、司机。这使他有机会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并得到周副主席邓颖超夫妇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是邓颖超,给了父亲比亲人还亲的温暖与关怀。
 
    交际处的翻译胡金魁,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他对父亲这个从国民党17路军来的新同志,非但没有半点歧视,反而给与了他诸多的关怀与帮助,使父亲从心里感受到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情和战友爱。在父亲到交际处三个月后的3月21日左右,胡金魁挤出自己一点点宝贵的休息时间,带父亲到延安市场街的照相馆,和父亲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保存至今。岂不知,这张照片,竟是父亲一生留下的唯一一张整身照。因为一个月后,父亲就因执行任务,在甘泉县的劳山遇匪腿部负伤后被截肢成了残疾人。
 
    据父亲生前回忆,1937年4月下旬,大约25日左右,作为司机助手,父亲奉命参加执行护送周副主席、张云逸、孔石泉等同志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父亲等几个人乘坐一辆老式小卡车。他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副座上。周副主席等人乘坐在另外的车里。当车刚走到离延安不远的甘泉县劳山湫沿口山隘时,突然遭遇众多敌人伏击,随车警卫人员奋起还击,但情况仍极其危急。周恩来副主席等迅速跳出车外后,在警卫的护卫下,被迅速赶来的剿匪部队营救脱险,其余参谋、警卫班长、警卫员、驾驶员等十几个人都当场牺牲。父亲左小腿被土匪机枪射中,靠近膝关节处几乎被子弹打烂速即昏死过去。当他被救回时已奄奄一息。后来父亲回忆,他是被前去营救的民兵救回来的。民兵的带队人叫高铭清。后来听说,这人是安塞人,是当年的支前模范。
 
    父亲被剿匪民兵救回延安送就进医院。周副主席、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都去医院看望。毛主席鼓励父亲:革命再困难,也不要离开党。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周副主席还请叶剑英负责联系,派专人送父亲到西安广仁医院治伤(该医院虽然是教会医院,但倾向革命比较可靠)。父亲住院期间,西安地下党通过刘顺明等送去钱和所需物品。
 
    父亲在西安得到较好的治疗和照顾。被截去下肢的伤口恢复很快。这时,有些和父亲不错的人极力劝说他留在西安,不要再回延安去了。甚而还有人表示要为他在西安介绍对象结婚。但父亲坚定地表示,他听从组织的安排,积极治伤,争取早日返回延安。所以,两个多月后,由西安方面派人护送他又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一种回家的感觉,让父亲觉得既高兴又踏实。于是,父亲就一再向组织表示要求工作的愿望。组织根据他伤口恢复情况,分配他到延安七里铺柳林镇的军委交通管理局汽车站当站长。站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安排用车。但是,没多久,左腿伤口终因缺乏药物发炎,不得不就地在延安由著名外科医生、美国人马海得为他实施第二次手术,将左残腿进行高位截肢。这在当时战争环境,无疑给父亲带来更大困难,也使他在短短的革命人生道路上,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失去的虽然是一条腿,可是他何炳文却从此以后,就彻底由一个棒小伙子变成一个架双拐的残疾人了。然而总部首长,周副主席夫妇,及一些革命老同志,在这时给了他最需要的温暖和鼓励,关怀与帮助。父亲很快振作起来,勇敢地战胜自我,谢绝组织准备再次送他去西安治伤。他在医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积极加强一条腿适应生活和工作需要的锻炼。所以,伤口还未痊愈,就回到原工作岗位。此后,又听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南泥湾军委第四生产办公室任副主任、在看华宫中央卫生部工作一段后,调任延安荣誉军人学校任总务科长,后到延安抚恤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等等。
 
    父亲虽然伤残失去一条腿,但他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立志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所以无论父亲在哪个岗位上,都是积极苦干、尽职尽责。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大家对他的理解和肯定。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夸奖父亲是个坚强的、有志气的好青年。
 
    父亲的家庭及个人的一些情况,都是在母亲认识父亲后听别人讲的。他本人几乎没有向母亲介绍过什么。可能那个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也不会或许不知道该相会介绍些什么。所以婚姻几乎都是领导给介绍或指派、搓合成的。母亲似乎也没有超出这个模式。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结婚是和这个人结婚,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什么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搞什么工作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革命坚定不坚定,听不听党的话,革命的表现怎么样。
 
    据母亲自己讲,她所以选择与何炳文结婚,就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何炳文虽然是一条腿的残疾人,但他不是残废。他很坚强,革命不退缩,不怕以后工作和生活的艰难。他为革命负伤锯了腿,可他不依赖组织养活,要自食其力还要继续工作。他不像有的人,做了点好事就倨功自傲。母亲对父亲最为佩服和感动的,是他对自己充满自信,没有任何自卑和虚荣。他虽然一条腿,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显得少点什么。在母亲看来,何炳文同志不但值得她学习,更值得她尊敬和信任。所以母亲认为,何炳文这样的同志不找还找什么样的!同时母亲还认为,何炳文这样的人,应该像完整人一样结婚成家,享受家人的关心与照顾。残疾人怎么了?难道嫁给残疾人丢人、就矮别人一等吗?更何况,他何炳文腿残心不残呢!
 
    这就是70年前,我敬爱的母亲的婚姻观,也是一个红军女战士崇高感人的革命情怀。而婚姻观和高尚的情怀,正是当时许许多多革命女战士的代表。他们从相识到结婚,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山盟海誓。他们也没有相互的承诺和浪漫。但是,他们的爱,他们的情,却是那样长久,那样感人,直到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们自己慢慢变老。无论谁向谁先行了一个告别的军礼,他们的情依旧,他们的爱永在。这就是我们的父辈的恋爱和婚姻。我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特别我怀念去世的父亲。但我更为我的母亲感动和骄傲。
 
    就这样,母亲在延安有那么优秀男同志,有那么多优秀指挥员,有那么多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那么多热心媒人给母亲介绍对象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
 
    父母亲结婚以后,父亲以他的残疾之躯,活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经以出色的工作和劳动,当选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他冒着危险不顾伤残,毅然带领伤残人员和孩子组成的特殊队伍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1948年1月,受命负责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并走上战场。在山西临汾、晋中和解放太原的三大战役中,他不顾安危亲临各个炮点、物资补充供应点、民工伤员转换点等,率领炮兵旅供给处的同志们,在旅党委领导下出色完成战时后勤保障供给任务,获得军区的肯定和表彰。父亲的上级领导和战友们,都盛赞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了战场上没有残疾人的奇迹。而且在以后西南炮兵供给部、政治部,炮兵第三基地,二野特种兵工程处等的岗位上,以致转业到交通部工作的岁月里,父亲又以他的残疾之躯,再次创造了革命工作中没有残疾人的奇迹。
 
    父亲虽然是失去一条腿的伤残人,但他有着许多常人所不及的信念、党性、意志、品质和追求。而且他的这些品质,不得成为父母共同的,而且对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影响也特别大。  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我的“待遇”问题。因为老炮兵和后勤供给处但凡认识父母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小战士女儿,尤其是伙房从司务长到炊事员,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吃大灶饭,每次都是父亲的通讯员给他打小灶饭时给我代打的。因为1947年3月,我们从延安转移出发前,经过组织批准,我就从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了。而且在以后的一路上,就因为我是战士待遇,所以我就不能像家属队的孩子和保育院的孩子们那样,能够骑毛驴或是可以坐架窝子,我只能是跟着队伍里的叔叔们徒步走。即使有时走得满脚是泡,痛得直哭,或是困得直往地下倒的时候,父母亲都不会让我在牲口背上歇一会儿。即使马夫老杨爷爷为我求情,父母也不会心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但长大以后我明白了:战争年代,队伍上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就多一份战斗力。当时父亲是延安抚恤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带领着一支特殊的转移队伍。当时的人员配备和牲口都特别紧张。能多腾出一个人,或是多匀出一匹牲口,不仅年减轻组织的负担,而且还能对顺利完成任务多提供一点可能性。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时候,让我跟着队伍步行,母亲背着小弟弟宗儿走,就是最好的选择。甚至父母还要求我照看比我还小的娃。他们告诉我,战士不是享受的,也不是什么待遇,更不是生活上的特殊,而是肩上的责任!父亲还让我明白了,所说的责任和所谓的特殊,就是比别人做的更好。所以,我几十年来以致到退休,从来都没有为我曾经8年的军龄和工龄问题闹过心。
 
    据我所知,父亲和母亲1953年转业不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的考虑是:1、当时抗美援朝正紧。他们所在的炮兵部队一部分赴朝作战,一部分南下广西。父亲虽已换装准备赴朝,但感觉残疾和伤疼会给组织和部队带来很大影响和麻烦;2、1953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地方也需要大批人员;3、国家在恢复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抗美援朝增加了经济上的很大压,要求中央部委带头精简人员。鉴于此,当组织上征求他意见是留在部队,是转业,还是去荣军院时,父母连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转业。父亲还曾对我解释说;“我们的实际考虑是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到地方是薪金制,养活你们几个应该没有问题。这样,部队给我自己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以及弟弟妹妹们的保姆等都可以取消,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军费。我按地方的规定,也不必再享受这些待遇了。他们是这样决定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在转业交通部前,先安排了我和弟弟的上学问题。
 
    去八一学校是经过华北军区后勤部批准的。我的战士供给关系转到学校。可是父母却提出取消了两个弟弟的保育费,改由他们的工资交付。这样,我们在学校同吃一样饭,同穿一样的衣服,实际上供给的性质已变了。当1955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父母没有再向华北军区后勤部提出我的供给关系要求。实际上等于自动取消了。所以,我上中学,上大学,都是家里供的。我的战士待遇,军龄,自然也都同时放弃了。这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怎么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等待个人与革命大局,以及在对待利益、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上,都是那么一致、那么默契呀!这说明当年母亲的婚姻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30年相濡以沫的战斗、工作和生活,证明了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好夫妻。
 
    在“文革”动乱期间,父亲还不忘跟我谈到我的供给待遇和军龄问题。他说:“战争年代,你年岁虽小,还是做了些工作,像帮助家属大队照看娃子;在湖北、山西教士兵认字,参加忆苦、斗争地主大会;在三桥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帮农会收军鞋。尤其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在红房子过儿童节时帮了不少忙,在战斗胜利后,又与战士们一块打扫战场等等,这都是革命工作。就是在石家庄永壁镇上学时,戴上红领巾还参加不少活动。可是1953年到北京进入八一学校就不同了,就只有一个念书的任务。中学也是这样。没有为公家做任何工作,公家为什么还要供你。你也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嘛。将来,你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再向组织提出什么待遇和军龄问题。”
 
    我记住了父亲的谈话,其实这就是对我的忠告。因为在我家里,不仅他本人是这样,我的母亲同样是这样。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影响中长大的。
 
    在父母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他们从来没有过争吵,更没有过埋怨。倒是母亲,时常感到有点对父亲的生活照顾不周的愧疚。而父亲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因为多年来,我常常从父亲下班回来,本该是吃饭的时候,可家里却是冰锅冷灶。于是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和面做饭。而且还哼哼着他最喜欢的陕西秦腔。全然看不出来他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残疾人。而母亲,曾不止地对我说,别看你爸爸缺一条腿,他什么工作都完成得特别好。他党性特别强,特别聪明,特别爱学习,特别会在群众工作。我找他可不亏的荒。就是这简单的几个“特别”,就足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佩服,和她选择与父亲婚姻的满意和幸福感、自豪感。
 
    他们忘我、无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行动,他们对待名利地位、金钱待遇、子女上学参军就业婚姻、,以及对待亲情友情和同事战友之情等等,一贯恪守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清正廉洁从不假公济私。一句话,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私欲、贪欲和占有欲。父母的这些行为品质,不但对我们子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教育我们的家风。即使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不但扛起了这个家,而且继续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家风,使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受益而健康成长。这不但正证明了母亲当年对父亲的选择,也证明了他们革命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1939年和父亲结婚,至父亲1968年被“文革”迫害致死,父母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30年的婚姻历程。其间虽然历经转战南北、战火硝烟、物质贫乏、艰难困苦、社会动荡等等,他们始终乐观坚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在母亲的心中,父亲是她的丈夫,但更是她极为尊重和信赖的革命同志和良师益友。可以这样说,身体虽然残疾的父亲,在母亲的心里却是无比完美的,他更有着完美的品行、情操,和不尽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