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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

时间:2012-04-27 14:03:51编辑:中国红故事

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人,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1895年3月30日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同年8月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个人履历

1895年3月30日出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

1899年的春天,跟随母亲葛健豪回到了家乡双峰永丰镇,不久父亲也从上海回故乡,并买下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的光甲堂定居下来。

1908年全家又迁回了永丰镇。为了谋生,13岁进了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饱尝了阶级压迫的苦楚。三年学徒期满后,他不愿经商而立志读书,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只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在双峰高小求学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政府发出剪辫子的号召后,蔡和森同志觉得应该用实际行动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长辫子剪掉了,在他的带领下,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剪了辫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1913年秋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4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他们同在一个年级学习。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们俩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学友,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生活。学校有个君子亭,蔡和森、毛泽东经常来到这里讨论治学、做人等问题。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专科文学部,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转到了文学部任教。蔡和森历来爱好文史。他在一师读了二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级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

正在蔡和森考入高等师范这个学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出版了。这是一种宣扬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它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大力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主张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种新思想给广大青年以极大的震动和鼓舞。蔡和森很快就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从而使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1917年6月,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与毛泽东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寓所,继续共同探求救国的道路,准备建立革命团体。同年秋,蔡和森动员母亲,把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下来,这里也成了蔡和森和一师的同学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

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蔡和森认为所谓“新民”二字就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会上,还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会后又出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三集共收集了书信47封,其中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等会友的信就有11封。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受学会的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杨老师介绍,蔡和森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会见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矍然猛觉。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在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经过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蔡和森一家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马赛。2月2日到达巴黎,蔡和森进入了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蔡和森同志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凭着一本法华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思潮的小册子上百种。

在留法过程中,蔡和森和向警予由于共同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理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自由结婚。毛泽东同志在国内知道这个消息后,称赞他们敢于打破破旧的婚姻制度。

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他们信奉各种主义。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团结起来,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维汉等同志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日至10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蔡和森同志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蔡和森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建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在1920年8、9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思想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

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还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不久,“工学世界社”发展到三十多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蔡和森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也正在这个时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派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国支部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蔡和森在法国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发起组织了多次革命斗争。蔡和森同志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多方进行排斥和刁难,甚至迫害,于是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组织开展了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的斗争。迫使驻法公馆不得不解决留法学生的生活等困难。1921年6月,北洋政府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开展了反对卖国借款的斗争,斗争取得了胜利,迫使法国政府宣布暂缓借款。


1921年11月,蔡和森归国,由当时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同志在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兼抓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工作。当时,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已经建立,办公地点设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蔡和森同志常驻这里,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同年5月5日,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后,他为团中央主编机关报《先驱》,第7、8、9三期就是他主编的。7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经过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以后,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1923年6月,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同出席了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40)、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隆(27)、罗章龙(25)为中央委员(根据瞿秋白纪录)。蔡和森的高票当选,与其主编《向导》成绩显著、理论水平高等直接有关。会后他与毛泽东回到上海,一道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在这期间,蔡和森还在党所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1924年,他将自己在上海大学的讲稿,综合整理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他的这部书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来论证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一部杰作,全书15万余字,从人类的起源,一直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讲《社会进化史》,详细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蔡和森积极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指出,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农阶级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1925年4月,他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指出:“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蔡和森在党中央参与指导了这次运动。为了把这场斗争推向全国去,他在自己主编的《向导》周报上,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很快地就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了广州、香港等城市。

“五卅“运动后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同志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的致词。会后,与李立三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1927年春,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共产国际派蔡和森同志回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4月1日,他途经长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蔡和森同志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作了重要演说。他4月1日的演说,刊登在4月2日的《湖南民报》上。文章对农民革命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现在革命的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注重“革命武装问题”。他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他已敏锐的觉察到,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在破坏革命,提醒革命派不要“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他的这篇演说,对农民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同毛泽东同志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的武昌小学礼堂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党的“五大”虽然通过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是由于继续选举了陈独秀为总书记,而他又背离了“五大”路线,致使大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严重困难时期。蒋介石已公开叛变,汪精卫由准备到实行叛变。在三个多月时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挽救革命危机,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吵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主张反击,但提不出任何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1927年6月初,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反共倾向已明。为了摆脱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要求“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并具体拟定了两湖议案。当时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信,因此中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并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赴湘准备暴动。但以后鲁易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虽然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唐生智把部队撤回武汉以后,明显地暴露出他要巩固自己在两湖的地位和打击共产党的企图。可是鲍罗廷却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鲁易极力拉拢汪精卫,他甚至将国际来信给汪看,结果给汪发动叛变以借口。当时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6月25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可是陈独秀等没有接受。7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改组了政治局。从7月16日开始,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愿留湖南工作。但这些意见张国焘都未接受;周恩来主张武装斗争,张国焘也反对。

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历时仅一天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过4次发言。他与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顷错误,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参加秋收暴动,不必留政治局,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党的“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双决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导党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开展了整顿党的组织的活动。9月24日,他在开津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在北方局,蔡和森还写了《北方工作决议案》、《致中央的信》、《关于顺直问题的报告》等。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他对政治问题、职工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都作了发言。他在这些发言和随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倾及“左”倾机会主义,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问题和革命转变问题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汉壮烈牺牲,他在莫斯科得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写了《向警予同志传》,他在此传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表达了对向警予深切的悼念。8月,他从莫斯科归国时。11月,他卧病上海时还带病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两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宣扬“二次革命论”。“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发言稿《论陈独秀主义》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四卷上。批判了这些错误论调。他指出,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彻底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宣布,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

1931年初,蔡和森从莫斯科归国。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导两广党的工作。3月,他带着家眷来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被英帝国主义间谍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广州。不幸于8月4日,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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